9月初，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了两轮显著的舆论较量。第一轮中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公开场合发出极端言辞，警告称如果中国在AI技术上领先，美国将面临严重威胁，甚至以庞大国防预算也无法保证国家安全。随后，在国会听证会上，贝森特联合国家安全相关机构，针对中国AI企业利用模型蒸馏技术进行所谓的知识产权窃取进行了抨击，这是第二轮的舆论施压。紧接着，这些极端表态后，贝森特却改口愿意与中方探讨在人工智能领域面对的共同风险，并尝试避免技术体系的进一步分裂。两轮截然不同的声明迅速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，许多人解读为美国在施压未获成效后选择让步，但强硬与对话并不必然对立，实际上，打压与对话可以同时存在。

为更好理解此情况，需分开看待这两轮交锋的背景、贝森特发表强硬言论的内部原因、模型蒸馏技术引发的争议及美国再提出对话意愿背后的实际诉求。9月8日，贝森特在右翼媒体主办的政策论坛上将AI竞争上升至国家生存的高度，同时，美国国内多个地方对大型AI数据中心的建设发起社区抵制，以应对高耗能和水资源消耗等引发的居民不满，许多地方议会暂停了新项目的批准，算力建设进度明显受到影响。特朗普也曾警告，社区的反对可能影响美国在AI竞争中的优势。

在随后的国会听证会上，贝森特再次发出指控，称多家中国AI公司利用模型蒸馏手段大规模侵占美国的闭源大模型能力，并表示将对此类行为展开调查和限制措施。模型蒸馏技术自2015年由学者提出以来，已被全球AI研发团队作为一种广泛应用的中性技术。该技术利用成熟的“教师模型”数据训练更小的“学生模型”，并不具备特定国家的“偷窃”属性。对此，中国的商务部和外交部针对此回应，指出美方指控缺乏实质依据，将通用技术政治化，是明显的双重标准行为。

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贝森特作为财政部长并不直接负责科技产业，为何会走到AI对华交锋的前沿，接连发出攻势言论？人工智能的发展高度依赖算力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，包括电力配套和财政支持。而美国国内社区对数据中心的抵制，意味着联邦政府需要创造外部压力以应对。将中国AI的崛起塑造成“生存威胁”，既能推动国会增加算力预算，又有助于压制地方反对声音。在与外界的交流中，这种说法同时为后续的出口管制及投资审查提供了舆论支持。贝森特的表态显然不仅关乎科技，更多的是与财政预算和资本投入的现实需求紧密相关。

接着来看第二轮围绕蒸馏技术的交锋。蒸馏作为全球通用的研发手段，美国本土企业同样频繁使用，但美方却将其指责为中国企业的“窃取”行为。尽管美国清楚这一技术的中性，但仍然将其炒作成侵权问题，缺乏法律支持。通过将通用技术重新贴上“违规”标签，可以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抹黑中国企业，为后续的调查、投资限制以及贸易壁垒提供借口。这种动作的重点在于服务于遏制中国AI扩张的目标，而非真正维护知识产权。

当两轮施压结束后，贝森特却又转向表示与中国愿意对话的意愿。一些舆论解读为是在强硬政策未能取得实际效果后，美国开始后退，准备放松技术限制。然而，提供对话信号与维持施压政策可以同时进行。美方希望通过谈判讨论共同风险，集中于AI引发的跨境安全事件、深度伪造内容及自动智能体风险等议题。尽管会谈涉及风险管控，但并不意味着美方会放松对高端芯片出口的限制。实际上，美方的策略是在保持技术供给限制的前提下，通过谈判为中国AI产业设定外部约束。

即使中美顺利开启关于AI风险的对话，也不应指望能一举化解所有分歧。需要明确的是，哪些议题具备协商空间，哪些矛盾无法通过对话解决。跨境安全事故通报、深度伪造内容治理、高危模型测试规范等议题可能有共同利益，易于形成共识。然而，对于芯片出口管制、高端算力封锁与投资审查等产业竞争层面的博弈，涉及多个利益方，仅依靠财政部长主导的经贸会谈难以推动实质性改变。有限的风险议题合作无法扩大为整体矛盾的解决。同时，还应意识到中方在AI对话中的立场：中方欢迎全球AI治理的合作，但明确表明不会接受借护航治理之名进行的其他施压。